一、2021 年维护海外利益安全面临的形势 

  2021 年我海外利益安全将面临近 30 年未有的严峻形势。新冠疫情持续肆虐，疫情引发的经济、社会、政治危机将在全球各国多点发作。美国总统大选可能中美改变博弈的形式，但不会改变中美战略竞争的态势。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短期内很难得到根本性的改善，美日欧等发达国家不断加强对我防范和牵制，而发展中国家对我抵触和戒备心理也在在上升。 

  （一）新冠疫情持续肆虐，疫情引发的经济、社会、政治危机将在全球各国多点发作。

国际医学和卫生界专家普遍认为新冠疫情不会很快消失，检验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也还需要时间，未来一年我们还要做好新冠病毒持续扩散肆虐，乃至突变恶化的准备。新冠疫情冲击下，全球各国经济、社会、政治危机近期已经在很多国家表现出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期预测 2020 年全球经济将萎缩 4.4%，其中发达经济体将衰退 5.8%，美国经济将衰退 4.3%，欧元区经济衰退 8.3%，英国经济衰退 9.8%；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将衰退 3.3%，其中印度经济将萎缩10.3%。中国将以 1.9% 的增长率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经济衰退的直接社会后果是大规模的失业，在福利保障相对不足的发展中国家就意味着大面积的贫困乃至饥饿和生存危机，随即诱发社会骚动和政治危机。吉尔吉斯、泰国、印度尼西亚、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乃至美国，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社会骚乱与政局危机。尽管各个国家动乱的根源各有不同，但疫情带来的经济社会危机会激化既有矛盾，造成国内政治脆弱环节的破裂，继而触发政治危机。未来一年，随着疫情造成的经济环境持续恶化，全球各国的社会、政治危机必然形成多点爆发的局面，对我在驻在国当地的企业、机构与人员的人身财产安全构成直接的威胁。 

  （二）中美战略博弈持续展开，有可能形成系统性的国际压力。 

  即将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有可能终结特朗普的任期，民主党拜登执政会改变中美博弈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特朗普政府采取的激进反华政策。但是，随着中美力量对比格局的持续改变，美国国内防范、牵制中国的战略共识已然成形，中美战略竞争的长期态势不会改变。民主党执政之后，美国回归多边主义战略，更有可能通过意识形态、价值观、安全同盟等手段对我形成系统性的国际压力。 

  美国下一步可能采取的对华策略包括：（1）污蔑我新疆、香港、西藏政策，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增加人权条款，挤压我国际经济空间；鼓动某些国家和团体抵制我出口和投资，干扰我正常贸易环境。（2）推动价值观同盟，拉拢东欧、拉美等国家，树立对华投资贸易壁垒；利用亲西方精英和媒体在发展中国家散布诋毁“一带一路”的舆论，煽动群众抵制或冲击我在当地的项目。（3）激化台海、南海、朝核、钓鱼岛、中印边境等我周边热点问题，纠结印太周边国家制造反华包围圈。这些策略将直接或间接地对我海外利益安全构成干扰、冲击和威胁，甚至可能在根本上动摇我“一带一路”倡议。 

  （三）国际环境客观上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根本性改善，对我防范、抵触和戒备心理将也会上升。 

2020 年的新冠疫情首先在我国爆发，尽管党和政府采取雷霆手段成功地控制了国内疫情，取得了抗疫斗争的伟大胜利。但是在国际上，我国的抗疫成就非但未能得到普遍认可，反而被西方媒体以及特朗普等反华政客污蔑为“中国病毒”。这再次从一个独特角度反映出我 国面临的现实国际环境：中国硬实力的快速发展，并未带来国际舆论等软环境的根本改变，这种状况在短期内不可能得到改善。 

  一方面，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继续强化对中国的防范，出于牵制中国发展的需要，不排除美日欧发达国家联手打压我国际空间，干扰我“一带一路”倡议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精英阶层多数都受西方价值观的影响，对我相关倡议的抵触和戒备心理也会上升。这一客观形势构成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背景底色，任何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形成对我海外利益安全的冲击。 

  二、2021年海外利益安全的主要风险点及重大隐患 

  在新冠疫情、中美博弈和国际环境的持续压力下，2021 年，我海外利益安全极有可能出现全系统、多爆点、高烈度的局面，以下主要风险点和重大隐患应及早采取措施应对。 

  （一）新冠疫情下政治动荡与社会骚乱风险。在吉尔吉斯、泰国、印尼、尼日利亚等国出现的社会大规模抗议、政府更迭、打砸抢烧等群体性事件，接下来一段时间将会在很多国家出现。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社会政治危机在 2021 年将会多点爆发，特别是近期将举行选举的国家，政局尤为脆弱。此外，某些国家为了化解疫情带来的国内政治压力，也会试图通过发动对外战争来转移国内矛盾和注意力，由此造成地区性紧张局势。 

  （二）新冠疫情下的社会治安风险。新冠疫情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衰退、失业与贫困危机，直接导致了社会治安风险的上升。今年以来，在南非、刚果金、尼日利亚、孟加拉等国，针对中方人员的谋杀、抢劫、绑架等恶性刑事案件屡有发生。犯罪人员铤而走险，而在当地的中资机构与人员很容易被认定为是有价值的目标，未来一年，不排除类似的事件持续增加乃至在特定环境下急剧上升的可能性。此外，疫情激化的社会矛盾也可能被宗教或右翼极端势力利用，成为滋生新的暴力恐怖主义的温床。

  （三）经济衰退带来的大面积债务违约风险。据估计我国目前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类债权规模在2500亿美元以上。新冠疫情造成全球性经济衰退，发展中国家不是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金融市场普遍欠发达，不具备通过无限制货币和财政资源供给，维系资金链的能力，因此大面积债务违约，社会信用链条断裂，构成重大风险。 

  （四）防疫隔断带来的项目合同违约等法律风险。为了应对新冠病毒的跨国传播，各国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封闭边境的措施。我国也采取了严格的边境防疫措施，限制人员的跨国跨境流动。这些措施在不同程度上造成了人流、物流、产业链、供应链的阻隔，很多境外项目与合同不能及时组织实施或按期完工，从而带来合同违约等法律风险，给企业带来巨额赔偿的风险。 

  （五）美国“长臂管辖”带来的中方人员国际旅行风险。在孟晚舟事件后，美国司法部等部门非但不收敛，反而进一步扩大了援引国内法制裁中方企业、机构与人员的范围，并强化了执法措施和手段，对我留美学生学者造成了极大的干扰。由于缺乏有效的反制与应对手段，美国及“五眼联盟”为首的西方国家可能更加频繁地动用“长臂管辖”手段，对我方人员开展国际经贸、教育、科技、学术交流造成持续干扰。 

  （六）亲西方人权、环保非政府组织制造的社会风险。围绕新疆、香港、西藏等问题的反华舆论目前仍然在西方社会持续发酵。美国等西方国家打“人权”、“环保”等价值观牌，是牵制我发展的重要手段。落实到我海外利益方面，鼓动亲西方的人权、环保非政府组织在媒体的支持下，干扰与阻碍我相关项目的实施。此类事件在缅甸密松电站项目、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项目、肯尼亚蒙内铁路项目上都已有前车之鉴。如果拜登当选总统，美国民主党政府必然会在这个方面加强动作。